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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主意,用干部”

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字體: 】【2010-9-19】 【作者/來源 辦公室】 【閱讀: 次】 【關 閉
 
  關于領導者的主要職責,毛澤東和鄧小平說過兩句極為相似的話。毛澤東說:“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编囆∑秸f:“我的抓法就是抓頭頭,抓方針!

  出主意,就是抓方針;用干部,就是抓頭頭。抓住了這兩條,也就抓住了做領導的根本。道理不難懂,做起來卻非易事。中國歷史上一些政治領導集團在這個問題上的成敗得失,很值得研究。毛澤東讀史,多注意此道。

      先說“出主意”

  領導出主意,最主要的是在一些重大決策上發揮關鍵作用。提出主意的快慢和好壞,體現謀斷能力和決策水平的高下。毛澤東在1959年3月的鄭州會議上,曾比較三國時期幾個主要政治集團的核心人物在這個問題上的差別,認為曹操多謀善斷,最厲害;劉備也很厲害,卻稍遜一籌,“事情出來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點”;袁紹則根本就是“見事遲,得計遲”,屬不稱職的領導。

  見事早,得計早,是提出好主意的一個前提。為了具體地說明這個問題,毛澤東曾舉了蔣介石在遼沈戰役中的一個例子。他說:“蔣介石就是見事遲,得計遲。形勢已經出來了,他還沒有看見,等到看見了又不好得計。比如遼沈戰役時他對衛立煌的部隊,總是猶豫不決,最后才下決心,強迫他去熱河、到北平。如果早一點,我們圍攻錦州的炮一響就讓他馬上走,我們就沒有辦法,只能切他一個尾巴。如果在我們還沒有打錦州時,就把沈陽、錦州統統放棄,集中于平津,跟傅作義搞在一起,我們也不太好辦!边@個評點,符合遼沈戰役的戰場實際,指出了國共雙方統帥部的決策快慢之別。

  見事早、得計早的謀斷力,總是在總結實踐的經驗包括總結失誤的教訓中積累和增長起來的。一個成熟的領導者,對有的事情可能見事早,得計早,對有的事情則未必。毛澤東曾經坦言,新中國成立后,有些事情自己也沒有料到。1959年4月在上海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上,他總結了這樣幾件事:“沒有預料到1957年出現這么大一個風潮,右派進攻。此外,還有兩件事沒有預料到,一個是反斯大林的大風潮,全世界的共產黨跟著倒霉,連我們也無光彩,蘇聯共產黨也沒有光彩。再一件就是沒有預料到經濟指標定高了。(今年)1月上旬我召集的那個小會,陳云同志講估計完不成,這種話應該聽!狈此荚谝娛、得計問題上的不足,本質上就是總結經驗,以便更好地出主意。早在1941年,毛澤東就講過,“善于總結經驗,就是領導者的任務”。鄧小平晚年也說,他最關心的事,“一個總結經驗,一個使用人才”?梢,總結經驗也是“出主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最終提出好主意的重要認識基礎。

  出主意、做決策不是一個人的事,通常情況下要有一個聽取別人意見、汲取別人智慧的謀斷過程。按毛澤東的說法,要“多召集幾個會議商量,然后才能有斷,所斷便是善斷”。漢高祖劉邦,毛澤東認為他算得上是一個“從諫如流”的歷史范例。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詳細講了劉邦納諫善斷的幾件事情:一是聽張良勸說,把已處于舉足輕重地位的韓信封為齊王;一是楚漢以鴻溝劃界之后,聽張良、陳平之勸,乘勝追擊引兵東向的項羽;一是劉邦稱帝后想建都洛陽,但在聽了劉敬的建議之后,決定定都關中長安。這些見事早、得計早的主意,雖然不是劉邦提出來的,但他能及時采納決斷,做出明智選擇。更重要的是,在關鍵時刻總有人給他獻計,改變或完善他的想法,不能不說與他平時注意營造“出主意”的氛圍有關。毛澤東在讀《史記·高祖本紀》的批注中,說“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這個判斷的依據,恐怕與劉邦在“出主意”這個問題上遠遠超出項羽緊密相關。
 
  在歷史上,還有一個人的謀斷決策方式引起毛澤東的重視,這就是五代時的后唐莊宗李存勖!锻ㄨb紀事本末·后唐滅梁》記載,李存勖把部屬康延孝叫到家里咨詢滅梁之事,康延孝認為,梁兵目前聚集在一起,我們不能硬打,等到他們分兵合擊我們時,每處兵力就減少了,那時可“率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李存勖依計而行,果然奪取了鄆州。還有一次,李存勖屯兵朝城,后梁幾路大軍合圍壓境,而李存勖卻糧草匱乏,難以支撐,于是召集諸將開會研究。結果大家都認為應該退兵求和,但李存勖聽了十分不悅:“如此,吾無葬地也!彪S后,他單獨找部將郭崇韜商量,郭崇韜則建議,部署一些兵將留守朝城,由李存勖親率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并說這個主意他曾經和康延孝仔細商量過。李存勖欣然同意,果然取勝。毛澤東讀到這些事,批道:“康延孝之謀,李存勖之斷,郭崇韜之助,此三人者,可謂識時務之俊杰!薄耙殉纱菘葜畡,猶獻退兵之謀,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時審機獨斷,往往成功!

  從李存勖滅后梁和毛澤東的批語看,有四點值得思考:一是決策之前,李存勖總是主動謀于人,一謀不行,換一個范圍再謀。此為多謀、善謀。二是謀于人但并不被別人的意見牽著走,自己胸中已有基本的判斷和方向,因此他沒有采納諸將退兵求和的主張。此為能斷、善斷的前提。三是郭崇韜、康延孝的高明之處,是不被表面困難所嚇倒,看出不利形勢背后潛藏的機會,提出精兵奔襲之策,一舉扭轉困局,屬大智大謀。四是李存勖在關鍵時刻善于“審機獨斷”,凸顯出作為團隊核心人物的決策魄力。以上四點,比較具體地展示了“出主意”的領導方法和謀斷過程。

  最重要的出主意,當然是確立正確的路線方針。對主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漢初年,劉邦、蕭何推行黃老之術的“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等政策,是符合大亂之后迅速穩定局勢的聰明選擇。繼任者曹參的政治智慧體現在他能夠確認這條路線,并且不顧非議堅持下來。正是“蕭規曹隨”,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礎。此后漢武帝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改行儒法并用實際上以法家之術為主的執政方略。他的孫子漢宣帝繼續加以堅持,但漢宣帝時的太子(即后來的漢元帝)卻勸宣帝改變這一執政方略,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興地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由此罵道:“亂我家者,太子也!”毛澤東很注意漢宣帝父子的這場爭論。1957年6月他同吳冷西等人談話時說:漢武帝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業績,不失為鼎盛之世。前漢自元帝始即每況愈下。元帝好儒學,摒斥名、法,拋棄他父親的一套統治方法,他父親罵他,“亂我家者,太子也”。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再次提到這一點。西漢一代,也確實是從漢元帝手上出現衰變的。由此看出,執政者能否確定和堅持正確的路線方針,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大主意”、大問題,它直接影響著社會的盛衰。

      再說“用干部”

  漢宣帝父子關于執政路線的爭論,事實上已經涉及“出主意”與“用干部”的密切關聯:只是行德教仁柔之道,必然要多用甚至全用儒生治國;以霸王道雜之,自然要儒法之士并用甚至多用名法之士。對二者的關系,毛澤東1938年有過另一種提綱挈領的表述:“如果是賢明皇帝,就會是忠臣當朝,用人在賢;如果是昏君,必有奸臣當朝,用人在親,狐群狗黨,弄得一塌糊涂。中國歷朝以來的組織路線,即干部政策,都是隨著政治路線改變的!庇酶刹康年P鍵,就是選擇什么樣的人貫徹實施既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毛澤東說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句名言,道出此中真諦。提出正確的主意后,用什么人來實施這個“主意”,是用贊成者還是用不贊成者或者模棱兩可者或者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根本就糊里糊涂者,結果會大不一樣。
 
  劉備集團用關羽駐守荊州,就是一個教訓。

  諸葛亮為關羽定的方針是“北拒曹操,東聯孫吳”,但關羽無論是在性格氣度上還是思想認識上,都不足以擔此大任。他好意氣用事,一會兒吵著要入川同馬超比試武藝,一會兒又不愿同“老卒”黃忠為伍受封“五虎上將”。在內部鬧鬧倒也罷了,要命的是他把這種狹隘意識用在對待孫吳集團的態度上面。孫權派人為兒子向關羽女兒求婚,此舉很吻合聯吳抗曹方針,關羽卻破口大罵:“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甚至威脅要斬殺來使。如此不顧大局,怎能不促使孫劉聯盟瓦解,失守荊州?對此,毛澤東在多種場合說道:讓關羽守荊州是一著錯誤,他從思想上看不起東吳,不能認真貫徹執行“聯吳抗曹”的戰略方針,從根本上否定了諸葛亮的戰略意圖,結果失掉了荊州這個根據地。還說:關云長大體上是不懂統一戰線的,這個人并不高明,對待同盟軍搞關門主義,不講政策。

  用關羽守荊州固然是一個失誤,但總體上,毛澤東認為劉備集團在用干部的問題上也不是乏善可陳。1957年3月,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講:“盡管劉備比曹操見事略遲,但劉備這個人會用人,能團結人,終成大事!边@年7月在上海干部會議上又說:“劉備得了孔明,說是‘如魚得水’,確有其事,不僅小說上那么寫,歷史上也那么寫。群眾就是孔明,領導者就是劉備!1960年12月在同薄一波談話時,毛澤東還稱道劉備入川時的干部政策,說:你們北方人組織了一個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根據地。勢單力薄的劉備集團能闖出一番局面,確與納人用人政策有關。但劉備死后,諸葛亮在識人用人上卻失誤多多。馬謖失守街亭即是一例。馬謖是智囊型人才,劉備生前曾說他有些夸夸其談,適宜放在帷幄之中使用,諸葛亮卻偏偏放他出去做領兵主將,結果是害了他。諸葛亮晚年也沒有培養出什么人才,好不容易找了一個姜維,終因在蜀國干部隊伍中缺乏根底,難以大展其才。反觀孫權集團,毛澤東認為其用干部的特點是善于拔識和培養人才,經常舉的例子,是赤壁大戰時讓“共青團員”周瑜掛帥,以及孫權勸呂蒙多讀書,從而使呂蒙繼周瑜之后成長為軍事統帥等。

  在用干部的問題上,歷史上同一個人也常有前賢后昏的現象發生。一時英武有成的梁武帝和唐明皇,便是此類典型。關于梁武帝,毛澤東讀《南史》曾引唐朝羅隱的詩句批注:“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痹缙诘牧何涞,政治頭腦清楚,目標明確,也頗知軍機,故帳下韋睿、曹景宗、陳慶之一班英才輩出。但其晚年卻敗得一塌糊涂,竟餓死于叛臣侯景的囚室。原因是他一心向佛,以“佛陀心腸”來實行政治領導,對親貴大臣的種種不法惡行放縱寬容。其死前五年,大臣賀琛上書,希望梁武帝整肅那些作威作福的權臣貴族,而梁武帝卻一一駁斥賀琛的勸諫,說自己一向痛恨昏聵,事事小心,還指責賀琛不應該同那些權臣貴族過不去。毛澤東在這些記載文句旁逐一圈點,批注說:“予智自雄,小人日進,良佐自遠,以至滅亡,不亦宜乎?”“‘專聽生奸,獨任成亂’,梁武有焉!薄皩B牎、“獨任”的用人之法,必然生奸成亂。梁朝的由盛而衰,根本原因是梁武帝執政后期不再有遠大的進取目標,從“天地皆同力”到“英雄不自由”,也就勢所必然了。

  唐明皇初登大位,于亂局之中澄清吏治,賞罰分明,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張九齡一班賢相,造就“開元盛世”。但在他執政的后期,卻內由權奸李林甫、楊國忠當政,外縱邊將安祿山、史思明驕橫,終釀成“安史之亂”。所以毛澤東說:“唐明皇不會做皇帝,前半輩會做,后半輩不會做!

  “小人日進,良佐自遠”,并非“良佐”們不再有價值,而是領導者不再有胸懷,或者說胸懷變了,目標變了,主意變了。依然是毛澤東說的,“中國歷朝以來的組織路線,即干部政策,都是隨著政治路線改變的”。
 
                             。ㄟx自《讀毛澤東札記》陳晉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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